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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一名加沙异见份子,躲避着哈马斯,等待着他们结束恐怖统治的一天

图片说明: 2023年12月28日,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南部的拉法购买食物。(照片:阿贝德·拉希姆·哈提卜/Flash90)

加沙的痛苦是漫长而复杂的,真实情况与主流媒体所描绘的截然不同。然而,我想从加沙历史上最黑暗、最悲惨的一天:10月7日的早晨说起。

我们从哈马斯武装分子突破加沙边境的消息中醒来。我们收看《半岛电视台》播放的残忍画面 – 杀害、掳掠、虐待老弱妇孺。那天早上,我感觉有必要表明立场,坚决拒绝疯狂暴行。记得我在面书上发贴文:「既然我们是场疯狂暴行下最严重的受害者,为什么没有人询问我们的意见?」

因为我没有多少粉丝,那时我的贴文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。战争刚开始,我所在的加沙北部地区遭到猛烈轰炸,我和家人不得不按照一般安全指示逃往加沙南部。我开始在面书和𝕏(前身为推特Twitter)上公开贴文,坚信哈马斯来日无多。我反复谴责10月7日的袭击,此举不仅是为了谴责哈马斯的暴行,也是原则问题。身为人,我拒绝支持对平民的攻击。

随着我继续大声疾呼,社群媒体上的粉丝逐渐增加,许多人被我独特的言论所吸引,而这种言论在加沙并不广受欢迎。一切似乎还算平静,主要是因为哈马斯忙于战争,无暇追踪我。然而,在6月下旬,我发表了一条推文嘲讽一名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死亡,情况急转直下。哈马斯把他描绘成英雄,但我从学生时代就认识他 – 他从中学开始就是吸毒者,因为不爱学习而加入哈马斯。我调侃地评论这些人如何决定了整个民族的命运。

随之而来的是我所有社群平台上不断收到死亡威胁。人们侮辱我、诅咒我的母亲,散播仇恨。幸运的是,有一些相信我和平讯息的加沙人和巴勒斯坦同胞为我辩护,他们谴责10月7日的袭击为不可接受的恐怖主义行为。但威胁一直持续至今,我感觉威胁越来越靠近。由于加沙的战争和混乱,我现在躲在远房亲戚的家里,担心哈马斯可能会找到我,并像对待其他异见人士一样折磨我。

我与以色列秘密和好(2017年)

我在加沙出生长大,年少时哈马斯控制了加沙。对我而言,加沙总感觉是一个没有选择、没有机会、没有解决方案的地方– 一个随时和死亡很近的地方。

成长于加沙北部的中产阶级家庭,我们的生活充满恐惧和压迫,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社会上。青少年时期,我目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哈马斯武装分子之间的巷战。我看到哈马斯武装分子轻易滥杀巴勒斯坦人,仅仅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政党。这让我对一切产生质疑:当我们的现实就是如此,我们怎能谴责以色列杀害巴勒斯坦人?死亡是否会因为谁开的枪而有所不同?

在加沙的伊斯兰大学期间,我开始反对哈马斯。我谴责在加沙所面对的压迫和武装份子的统治。我主张回归文官治理,拒绝伊朗的影响,因为伊朗所到之处只会带来破坏。我因为反对哈马斯的立场而多次被逮捕,并在他们的监狱中遭受酷刑。

2017年,我有机会离开加沙,前往以色列就医。那一趟旅程改变了我一生。在以色列旅途期间,我发现生活可以如此不同。从我越过埃雷兹(Erez)检查站的那一刻起,我就决定和每个相遇的人交谈 – 司机、士兵,甚至是特尔舒默(Tel Shomer)医院的医生。我在那里遭遇到的人道对待撼动了我的心。正是在那次旅程中,我秘密地与以色列和好。

治疗结束后,我返回加沙,继续我的学业,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哈马斯必须下台。我参加的“我们想活下去”(بدنا نعيش)运动,以及随后被哈马斯安全部队逮捕的经历,只会更加强我的决心。但我开始对改变可以来自内部而失去希望。就在这时,我决定永远离开加沙 – 这个计划被10月7日的袭击打断了。

现在,我感到有必要分享我的故事,这样它就不再被埋藏在加沙内部。世界媒体无止尽地报导战争,却没有人提到我们这些加沙的异见者,是如何一直活在被哈马斯处决的恐惧中,这难道不奇怪吗? 我们殷切期盼哈马斯统治结束的那一天。

[编者注:Adham Al-Ahmer(阿德哈姆·阿尔·阿赫默)的朋友们建立了一个GoFundMe页面,以协助他这段时期的藏身。如果您想支持他的基本需求,以及揭露哈马斯的媒体项目,请点选这里。]

Adham Al-Amer is a Gazan dissident who seeks to expose Hamas' abuse of the Gazan people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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